Dharasana是印度的一个地名，位于孟买以北150英里。Satyagraha是甘地造的一个词，指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行动等。二者合在一起就专指1930年5月21日发生在Dharasana的冲击盐场的行动，它成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经典事件。唯一在现场目击到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的美联社记者韦伯·米勒（Webb Miller，1891-1940）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并向世界发出报道，使得这一事件被历史铭记，而没有被湮没。

下面是我译的韦伯·米勒的书－《我没有看到和平》（I Found No Peace，1936）中关于这一事件的文字：

目击了孟买郊区瓦达拉盐场的两起严重的骚乱之后，1920年5月20日晚，我收到一个来自甘地同情者的重要消息。他告诉我他们计划在孟买以北150英里的Dharasana盐场举行最大的示威行动。

“印度著名女诗人萨洛季妮·奈都正带领非暴力示威者向Dharasana附近的盐场行进，距离最近的火车站在登日（Dungri）。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得自己带着吃喝的东西。最好给奈都发个电报，请她帮你安排从登日到Dharasana的交通，否则你就得自己走着去。一定要带够水，那里的水恐怕不适合你们白人喝。”

...所谓登日，就是尘土飞扬的平原上，几座聚在一起的民房。奈都没收到电报，所有也就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了。这里没人会说英语。我不停地重复Dharasana这个词儿，同时充满疑惑地用手指向远方的地平线，这样才可能得到当地人的帮助。我在乡下步行穿过许多仙人掌墙，麦田和厚厚的尘土，努力辨认路的方向。

我背着一袋子三明治，向每一个碰到的当地人问路，跋涉了6英里后，终于到了目的地。身上装有2夸脱水的瓶子已经被太阳晒的烫手。几座长条形的房屋外面围绕着仙人掌墙。那房子就好像一座蜂房一样被2500个国大党党员包围，他们穿着手工纺织的棉布罩衫，头戴三角帽，就像美国海外士兵的帽子。他们正在一起兴奋地谈论着什么，当我走过去，许多人把我围拢起来，他们太热情了。当得知我的身份之后，一个大学毕业、会讲英文的人对我表示热烈欢迎并带我去见奈都。著名的印度女诗人看上去强壮有力，皮肤黝黑，光着小腿，身穿手工纺织的深色布袍，脚踩拖鞋。她对我表示欢迎，并解释说她正忙于为盐场的示威而组织人员，以后会跟我详细说明情况。她在英国接受教育，英文说的很流利。

她要大家在行动之前作祷告，全体人员都跪在地上。她发表演说：“甘地的身体在狱中，但他的精神和我们在一起。印度的荣誉就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使用暴力。你们可能被殴打，但不要抵抗；你们甚至不要抬手阻挡。”她的讲演被汹涌的欢呼声淹没。

在静默中，人群开始缓缓向半英里远的盐场移动。一些人手里拿着绳子，这是为了对付盐场边上的棘障。大约有二十人负责抬担架，他们胸前用别针别着手工制作的红十字；担架是毯子做的。甘地的二儿子马尼拉·甘地走在人群的前面。当他们走近盐场时，齐声高呼口号“革命万岁…”。

盐场的四周围绕着水沟，布置有四百名本地警察，他们穿着卡其布短裤，头缠褐色头巾。这些警察由几个英国军官指挥。警察们手持警棍－这是一种五英尺长的棍子，头部包铁。里面还有25个持来复枪的本地士兵。

示威者在静默中行进到距离棘障100码的地方停了下来。从这些人中挑选出一个小队，他们趟过水沟，距离用带刺铁丝缠绕的棘障越来越近。在这四周，警察们拿着警棍，严阵以待。警官命令示威者散开，根据最近发布的一条法令，禁止在任何场所5人以上的集会。这一小队人在沉默中继续慢慢向前移动，无视警告。我和后面的示威者站在一起，距离棘障有100码的距离。

突然，一声令下，一群警察冲了下来，挥舞警棍，向示威者的头上雨点一样砸去。没有一个人抬起胳膊去拦挡。他们像保龄球的球瓶一样一个一个地倒下。从我站着的地方可以听得警棍打在脑袋上的令人恶心的闷响。后面的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在每一次击打时，他们感同身受，发出怜惜和啧啧的声音。

那些被打倒在地的人，有的失去了知觉，有的疼痛难忍，扭动身体。只两三分钟的时间，地上就已经躺满被打倒的人。他们白色的衣服上染着大片的鲜血。没有被打倒的人静默地顽强地继续向前走，直到被打倒。当第一队所有的人全部被打倒以后，旁边的那些戴着红十字的人迅速地抬着担架跑了过来，警察们并不阻拦。他们把伤者抬到旁边的房子里，那里被临时当作医院。

示威者又组成第二小队，领导者请他们保持克制。他们缓慢地向警察靠近。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不出几分钟，他们就会被打倒在地，甚至被打死，但是我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一点儿恐惧或踌躇的神情。他们抬头向前，没有音乐的激励，没有欢呼，没有一点儿躲避严重伤害和死亡的可能。警察冲出来，一个一个把他们打倒。没有阻拦，没有抵抗；示威者只是向前走，直到被打倒为止。没有呼喊，只有倒地之后的低声呻吟。担架根本不够；我看到他们一次抬走18个人，可地上还留下42个。担架上的毯子浸满了鲜血。

不抵抗的人们被打的血肉模糊，这个惊心动魄的场景让我反感和恶心，以至于我几次背转脸去。西方观念很难接受不抵抗的思想。虽然在来印度的时候，我同情甘地；但现在，对于那些被打的示威者和挥舞警棍的警察们一样，我都感到一种无法诉说的感觉－一种无助的愤怒和憎恶，

领导者几次失去对人群的控制。他们来回奔跑着，激烈地请求前面被打的人牢记甘地的话。看上去，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就处于暴力攻击警察的边缘。负责的英国官员苏拉（Surat）总督罗宾逊，意识到事态严重，命25名士兵站到一个小丘上，准备随时开枪射击。他走到我跟前，询问我的身份，说：“你最好离开火力线。我们可能被迫向人群开火。”正当我们说话时，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跑过来冲向罗宾逊，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他扯开罩衫，露出胸膛，大声喊着：“开枪！开枪！打死我！我为了我的祖国而死！”罗宾逊努力去平抚激动的人们。

关于甘地和非暴力运动，参阅狄马的文章－《甘地的限度》

作为一名阅历丰富的记者，韦伯·米勒报道过一战，巴黎和会，去过苏联，报道了苏联大清洗，采访过希特勒…。但米勒的死却非常蹊跷。1940年5月7日，米勒意外死于英国伦敦地铁。这时英国正遭受纳粹德国的空袭。米勒死亡现场没有目击者。伦敦警方调查说，地铁列车停止时不是停在站台，而是隧道里面。米勒步出列车，摔到轨道上，头部撞击隧道墙壁而亡。米勒的朋友得知此消息，难以置信。米勒走南闯北，经验丰富，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这时，世界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没有人关注，美国也无暇照顾它的每一个国民，有更多更重要的事需要做呢。而且美国需要和英国搞好关系，共同对付纳粹。

米勒曾有一个烟盒，他请甘地在上面签名的时候，甘地说，如果这个烟盒不再装烟，他就签，米勒答应了。后来，米勒一直随身带着这个烟盒。他采访的许多世界名人都在上面签了名，像墨索里尼，希特勒，罗斯福… 但在米勒意外死亡时，这个烟盒就不翼而飞了，之后就再没出现。我想，米勒的烟盒再出现的时候，也是他的死亡真相可以大白天下的时候了。

图片是苏州工业园区高层嘉湖阁，楼上挂的巨大条幅上写：

法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停止野蛮侵权，誓死保卫家园！

故事已经很长时间了，似乎很复杂，（参阅，壹，贰）在我看来，无非是地产商追求商业利益，与政府勾结侵夺民众利益。地方法院已经宣判，业主败诉，然后继续上诉。期间，还有业主进了监狱。如果在这里谈政府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是否太天真了！

狗是否广泛存在呢？屠龙术应该改成屠狗术，我辈狗屠之类多了，这社会恐怕才会略微不那么让人丧气。

刚到苏州，走马观花看一下，小桥流水，绿草茵茵，尤其到了工业园区，晚上的灯光花里胡梢，还有号称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灯光音乐激光喷泉，给初来者看得一愣一愣的。但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园区把本地农民的土地收回，每月给两三百块的养老金，而在这块土地上的公司却创造上百亿的产值，这公平么？看看在公司里打工的男女，他们之中有多少可以得到苏州户口，有多少有能力购房？谁在创造苏州？又是谁拥有苏州？不难见到本地居民拣拾垃圾，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环保意识。苏州园林开办园林卡后，出现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情况：有些本地老人持卡进入园林，拣拾游客丢弃在垃圾桶里的塑料瓶，此事还上了苏州新闻。苏州园林名满天下，游客来自世界各地。但这个脸丢的竟还没有大到引起某些人的关注。百姓的生活现状就是如此，但现在苏州政府又投资上百亿建地铁。建地铁到底对谁有好处？老大妈们整天枯座在楼下，最近的免费公园都没有心思去，她们会花钱去坐地铁么？而且地铁的项目没有经过民众的讨论，似乎一下就跳出来，上百亿的钱，纳税人的钱，就是这么好花的么？

所谓苏州天堂，深表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