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本书，很好，书名叫《中国人的脸谱》(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有了网络以后，很少看书，能从头到尾看完整的更少了，但这本书做到了。
作者原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生于美国，中文名明恩溥。1872年来到中国，随后在中国生活达54年，后回美国安度晚年。本书1894年出版，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读来毫无老旧之感，倒是很亲切，有时我不免笑出声来。我不是笑别人，因为我也是明恩溥所写的中国人之一。

本书出版后，影响深广。其时鲁迅在日本，看到的应是日文版。后来鲁迅几次提起这本书，在1936年10月5日，鲁迅先生写到：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0月19日，鲁迅逝世。

很久以前已经有人把书译成中文了，而且有法文、德文、俄文…
明恩溥曾经把书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使他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后来在庚款退还、清华大学的创建、协和医院的创建中，明恩溥起到相当的作用。

本书的基础是作者二十多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大部分是在山东农村。书中有些地方似乎距离我们遥远，但理解起来却毫不困难，他说的就是我们的前辈呀。作者的角度是西方人的角度，有些结论我也不尽赞同。比如说中国人喜欢说谎。中国文化中有“诚”的概念，有“一诺千金”的故事，但是同样也有一些西方没有的概念，如“客套”、“面子”… 见面打招呼吃了么？－吃了。假如回答的人没有吃过，那么他是否是说谎呢。中国人自己知道哪些是字面与实际的意思一致，哪些不是。而外国人一律追究，肯定会有差错了。当然，这些我们是理解的，如果因此而恼怒，或者把书撕掉、扔掉，那我就要笑的更厉害了。

明恩溥以西方的视角看中国，指出两者的不同，这就是本书的最大贡献。至于中西之优点、缺点，长处、短处，还是自己去看，去想，去判断，不足之处能改一点儿的就努力改一点儿好了。
下面摘录几段原文：

当一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时，中国教师好奇地询问佣人：“她这样跑来跑去，可以领取多少钱？”佣人回答道：“没有钱。”于是他的脸上便露出了惊讶和不相信的表情。在他们看来，这种跑来跑去的事情，可以雇用一个苦力去做，没有必要亲自去做。

中国人可以用砖头代替枕头，他们可以在用草、泥砖或者藤条做成的床上睡觉，即使在光线明亮，人声嘈杂的地方他们仍然可以入睡。夏日的午后，那些拉三轮车的人，总会横卧在车上，低垂着脑袋，任由苍蝇在他们张开的嘴巴上飞来飞去。如果举办一种随时随地睡觉的比赛，那么中国人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胜出。

中国服装最让人不可理喻的地方就是没有口袋。西方人都需要许多口袋来装东西。… 如果一个中国人有一块手帕，那么他就会直接塞到胸口，孩子们也是如此；如果是一个重要文件，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绑腿里，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就会把文件直接绑在裤腰带上。… 其实，中国人在很多时候都喜欢找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窍门。比如，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直接放进卷起的长袖子里或者是帽子的什么地方。而对于一些小东西，就更是随便在身上找个地方就可以放了。比如他们会把钱卷起来夹在耳后…

中国人十分注重礼节，但他们似乎看不到其中那些令人感到不快的事情，因而他们也就没有意识去避免这种不快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他就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讲失礼的话。他说他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时，感到最惊奇的就是外国人的脸上竟然长满了胡子，就像猴子一样。然后他又肯定地说：“但是现在我已经很习惯了！”

这样没有公共意识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有人想要装卸货物，就直接把马车停在马路中间。这样，马路上的其他人只有等他装卸完货物才能继续往前走。如果有个农夫要砍倒路边的一棵树，他就会让这棵树横躺在马路上，挡住去路。所以赶路的人就只能等到他砍完这棵树，将树搬走之后才能通过。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不讲究卫生。

最后两段话所说的，我现在依然可以经常碰到，也是我的困惑之一：公交车已经都是投币式的了，如果乘客没有事先准备好，上车后，他就会站在那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入口处，搜索自己衣服的每个口袋，钱夹的里里外外… 而这时后面的人只能堵在那里。如果高声提醒他让别人通过，他可能会作出一些反应，但有些反应比较细微，需要仔细观察。至于卫生，我偶尔可以在居住的小区看到居民小便。但这偶尔有时是接连几次，几乎可以说是经常了。甚而至于，有时竟然可以看到年纪大的女性。这小区的居民是本地的动迁农民，随着城市的成长，他们的身份由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但是心理和习惯并没有改变。每家每户都有卫生间，小区也有公共卫生间，这种现象令人匪夷所思。有意思的是小区给外来出租户的告示有提醒说不要随地大小便，但我观察，外来户在这方面的表现还可以。明恩溥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他是怎么应对的。别的说不准，但就这两个小毛病来讲，我对未来是乐观的。就像现在的我已经习惯柔软的枕头，而对于瓷枕或砖头之类是彻底放弃了，并且不能容忍。

 

我造的这个词儿大概意思是：说话的人、表达的人习惯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主体的位置，持有真理，而把听众、读者置于客体的位置，居高临下，高声宣讲。

所有的文字都是某人书写，所有的话语都是某人讲述。书写者、讲述者持有话语，有意、无意中把道德天平向自己倾斜，把矛头指向他者，自己处于一个安全、稳妥的境地。在我们谈论官僚、腐败、犯罪...时，我们从来都不是官僚、腐败分子、罪犯... 但是这些人从来不讲话么？在讲话的时候，在被阳光照到的时候，就像川剧的变脸一样，瞬间改换了身份。

 

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有变化，比如网络。

模糊的感觉：主体性惯性归属于传统，而没有这种惯性归属于现代或者后现代。

（在我谈论“主体性惯性”时，也同样有陷入主体性惯性的危险：我似乎对我所说的一清二楚。事实常常并不如此）